刘流

学术随笔：理论与实践：民主社会主义究竟如何？ （ 作者：年大六 ） 昨天在博联社网余晓平先生博文《关于亡国的概念》后面，署名愚民的访客留言说：“哈哈！今天又学了一个新词‘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以前听都没听说过，在伟大的党的教导下只知道‘枪杆子里面岀政权’。非常感谢余、年先生。”感谢这位先生信任。看来，对不少网友来说，民主社会主义究竟如何，至少还是需要大体澄清一下的问题，于是本人写出此文供参考。 前几年，党内资深学者谢韬老先生撰文疾呼“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石激起千重浪，反响巨大。据说中共决策层表态不宣传、不争论，但党内上层左派仍然公开进行派别活动，利用其把持的舆论阵地对民主社会主义进行了基本上是文革大字报水平的“大批判”。因此，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民主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来龙去脉。 马恩曾经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以区别于主张维护社会特权和社会压迫的不民主、反民主和伪民主的党派。尤其是恩格斯晚年明确肯定议会道路，修正了过去暴力革命必然性的论断。 但是俄国十月政变武装夺权之后，布尔什维克极左派，或斯大林主义者，给所有不赞成暴力革命的国际工人运动组织，尤其是当时在欧美已经成为民主左翼主流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贴上修正主义、叛徒的标签，甚至株连了瑞金中央苏区的红军指战员。 二战中第三国际自行解散，两派同为民主左翼，曾经在国际反法西斯联合阵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战后仍然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上相互争论和对立，乃至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中苏两党十年论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中共反对“和平过渡”，坚持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坚持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修正主义。 众所周知，中共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当然发生了“历史性伟大转折”。早在1986年冷战尚未结束时，邓小平高瞻远瞩，对来访的瑞典首相、社民党主席卡尔松明确表示：“我们都是左翼。”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意识形态领域的“不争论”也客观上导致清左反教条未能开展，一般人不说，国内不少意识形态专家学者一直未能消除斯大林毛泽东执政时代遗留下来的对社会党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种种偏见。不过，毕竟坚冰已经打破，越来越多独立观察和思考的有识之士根据实际情况，反思这方面的问题，得出了否定暴力革命极左路线，肯定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论断。 中央编译出版社去年三月出版的《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述评与文献》一书两位编译者都曾在我国驻瑞典大使馆任职，其中曾任参赞的高锋先生，早在80年代初期就对瑞典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客观研究，肯定瑞典模式成就“是瑞典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是瑞典人民创造性劳动和斗争的产物。”1988年底，温家宝率团去瑞典考察，高先生作为使馆研究室主任做了全面汇报。 社会民主党迄今已有120多年历史，且多一半时间是执政党，为扩大全社会的民主和福利作了无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其党员百分之七十来在工会成员，思想上一直拥护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 谈到理论基础，该党2001年党纲说得很明显：瑞典“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是其分析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其基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对于技术、资本积累和劳动组织等因素，即生产力对社会和人们的社会条件具有决定性的认识”。显然，这一对社会进化动因的认识是区别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关键之一。 瑞典企业大部分掌握在私人甚至还有的大资本家手里。这也意味着社民党在所有制问题上，既坚持劳动人民利益第一位的原则，又坚持通过社会民主宪政体制化解和整合阶级冲突，而不是迷信只有国有化才可以解决社会民主问题。 1990年在其党代会上，社民党就所有制问题总结历史经验：“过去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要改变生产秩序只有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但随着普选权和政治民主的实现，条件发生了变化。政治权力不再源于财产占有，而来源于公民权。社民党可以利用赢得的政治权力，使越来越多的社会发展的实际决策权从私人资本手中转移到民众手里。”（《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述评与文献》序言第8页） 关于瑞典模式的竞争力，不仅表现在社会公正和福利上，也表现在生产力发展上。据美国商业部统计，1989到2000年，瑞典生产力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九，在西方名列第一。2000年瑞典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世界发展程度排名榜上居于第二名，仅次于挪威。2006年国际竞争力名列第三，超过了美国。 2010年12月23日星期四9:09:23

政治学短论：从换偶“游戏”究竟好还是坏说起 （作者：年大六） 这个问题有趣，但是说清楚不容易！为了通俗，还是从具体问题说起吧。 比如前些时南京政法系统当局判决的交换配偶案，究竟是判得好还是判得坏？公众言论众说纷纭，专家意见也不一致。 性社会学专家李银河的看法就不赞成司法手段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主张性文化伦理意义上的好还是坏，对于成年人来说是自主判断和处理的私人事务，性行为是当事人之间磋商伦理规范的行为，公共权力不应介入。 我是赞成李银河的看法的，因为马恩也是这样的观点。这种看法符合社会主义的性伦理观或者性文化价值观。宪法规定咱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嘛！ 但是，做出判决的当局也是根据司法专家的意见这么定案的，而且民意也不是一面倒，赞成和反对当局这么做的都不少，都有自己的根据或者理由。究竟怎么办才算公道、合理呢？ 好坏是价值判断。对公共领域里公共选择的好坏的判断，选择哪一种社会生活体制，当然应当是公众大家的权利！但是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专家系统当然很重要，比如要选择哪一种公共卫生和国民保健体制，就不能不考虑有关专家的看法。 问题在于，公共资源如何分配和使用，事关每个国民的切身利害，一般情况下（比如平时而非战时）即使专家的意见是对的、有利于每个人的，大部分人不理解、不支持，那么也不应当成为公共选择（比如立法）。 可见，这里关键是建构一种合理的社会机制，使得专家和公众可能良性互动。即使某种意见占少数，也有坚持和传播的表达自由。民主在政治层面当然要少数服从多数，但同时多数也要尊重少数的权利，否则就成了多数的暴政或者暴民政治。其实政治上甚至文化上的多数和少数之比，总是相对的、情境性的势位现象。时移势易，其势位相互转化的情况，历史上比比皆是。就性文化而言，咱们社会的普遍伦理观念这些年变化多大？众所周知，不赘。 道德层面的好坏判断，固然也要尊重多数，但是不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现代文明道德是个体自主选择的多元道德，不是任何外力强加于个人的统制道德。法律和道德规范性质不同，前者由国家机器保证强制执行，后者则是自主选择如何，舆论和非法律性质规约（比如企业规章制度）的约束也是自愿选择认同和服从与否的。 宗教信仰和审美层面的好坏判断尤其是个人自由选择的事务，喜欢不喜欢什么，更不可能强迫。 看！这个问题不简单吧？但是文化和政治价值判断的权利，归根结底是每个人的基本人权还是基本点。所谓人权意味着人类与生俱来的需要（欲求）和潜能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权利，而不是仅仅像动物一样生理上“存在”（肉身存在）就有生存权。那是动物性层次的生存权，不是人性层次的生存权！ 2010年12月24日星期五7:55:02

★旧作精华：历史现场的 《 国际歌 》 声 ——个体理性、群体激情、全球化和“新国际”…… （节录稿，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而作） 初次发布时间: 2004-5-02 09:38 作者: 年大六 信息来源:原燕园评论学友讨论 （一） 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德里达在他前些年所著的《往返莫斯科》一书中动情地说道，迄今他只要一听到《国际歌》，依然心潮澎湃，不能自已。 了解“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仍然不是的德里达，自前苏联和东欧巨变以来心路历程的人，不难理解德里达这种发自内心的政治激情。 我对音乐是外行，但感觉得出这首出自法国工人诗人和工人作曲家自由心灵的伟大作品，与诞生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马赛曲》在精神气质上的一脉相承。 法国大革命以及后来受其影响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暴力社会革命的激烈和血腥具有历史情境反应的某种客观性。其中包含的理智上、政治上的经验教训，今人继续予以学术上的反思和总结是必要和有益的。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努力消除暴力，以对话代替对抗等社会和平和社会团结的理想，正在成为21世纪世界民主化潮流最重要的价值前提之一。 但这绝不意味着被压迫者无条件忍受压迫者强加的奴隶生活，绝不意味着人们在形形色色的暴力威胁和强权高压下应该和只能放弃尊严、只能选择屈辱。 离开法国大革命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鄙薄乃至妖魔化革命理想主义者（而不是那些投机者和形形色色的同路人）为“自由、平等、博爱”而奋斗的高贵激情，恰恰是一种非理性的“知识的傲慢”。 “……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光芒照遍了整个欧洲，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政治在这里获得了两种积极的形态：既作为保卫自由的一种手段，同时又作为一种组织力量。反之，资本主义在推广过程中则充满了尖锐的阶级矛盾。这种历史记忆阻碍了对市场的公正评价。对政治和市场的不同评价，可以加强欧洲人对国家建构力量的信任，而且他们还期望国家能修正‘市场的失灵’。” “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政党制度不断被复制。但是，政党制度在欧洲有助于意识形态竞争，这种竞争使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病理学后果在政治范围内不断受到估价。这就促使公民对进步的悖论保持敏感。” “……在工人运动和基督教－社会运动传统中，一种强调团结、追求平等，‘更加主张社会公正’的斗争伦理战胜了以成就论公正的个人主义伦理——这种伦理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极度的社会不均。” 上述引文自德里达、哈贝马斯《论欧洲的复兴》。 此文于2003年5月31日发表，德里达指出，他和哈贝马斯联名撰写的这篇文章“出自哈贝马斯之手”。 （二） 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光芒也照耀过近一百多年中国革命的征途。无论哪一革命派别，都曾经用这一思想支持自己革命纲领的普世合法性。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贯穿着“更加主张社会公正”（如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等）的价值原则；退守台湾后的国民党也以自由、民主、均富作为“反共复国”的政治纲领；至于中共曾经秉持的最激进的平等理念——直到文革中一度有人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供给制等，则是尽人皆知的。 1989年7月14日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日。 世界各地的文明人类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盛大庆祝活动。 我们岂止与这种庆祝无缘？！ ……庆祝过后，历史仍然沿着自己的惯性蹒跚前行。 我们面临的是难堪的沉寂和倒退。 在许多大陆知识人士的心目中，巴黎公社的历史记忆早已荡然无存。权力严控下的思想学术界，绝对“反共”（抛弃或反对任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话语），公开主张抛弃社会平等价值理想的思潮一度甚嚣尘上，至今仍为某些“主旋律”话语、甚至非“主旋律”或反“主旋律”的亚文化话语不断鼓吹。 就笔者视野所及，最露骨的莫过于在读书界曾经风行一时的、伪托某虚拟的德国学者名义发表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作者王山等人提出的把改革的实质总结为放弃社会公正和平等价值、把推行市场经济与反对社会平等划等号的“新秩序主义”。 而据说高层政要私下欣赏此书的大有人在。 甚至自由学术思想界也有类似的声音。不久前弄抽象谈论市场经济的社会解放意义，反对追溯财富“原罪”的言论不是很具权威色彩吗（参见2003年11月《燕园评论》）？ 群众反抗压迫的革命激情不是少数煽动者的自由创作，而是特定条件下种种历史的主客体因素社会互动的结果。 人类历史如同人生历程，不可能是单纯的理性化活动的产物。在历史给定的客观条件下，生命固有的自由冲动及其由个人化知识背景决定的自主理智的反思和调控刻画出每个人命运的轨迹。而且自由冲动具有某种终极动力的性质。以唯一正确的社会整体理性的名义扼杀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联合，实行种种社会强制，正是极权政治的基本运作逻辑。 人性演变的历史启示我们，处于种种被压迫情境的生命，不可能没有反抗冲动。 仅从事后的社会“抽象系统”（“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的视角，不可能真正洞察历史现场活生生的社会互动过程。 书斋里从容不迫的研究和思考只是生命反思的形式之一。人类是生物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能动生命力量，一切改变现实的活动需要而且必然产生出现场形态的精神力量。人类的社会行动必然有现场的社会活感性的一面。社会情绪（比如所谓“义愤”、“同情”等）就是现场力量中最具社会整合意义的能动性质的力量。 而且社会情绪并不仅仅是个体心理叠加后产生的“心理变态”，它与人们所处的基本社会地位造成的价值的、情感的基本生命体验不可分割。 陷入绝境的、活不下去的被压迫者，对压迫的不满乃至仇恨是一种必然的社会心理现象。这其中包含的非理性力量的来源和机制，并非不可能被理性所洞察和引导。但以理性的名义否认这种必然性乃至某种意义的合理性，无疑是一种幼稚的、唯理主义的书斋偏见。 “孤独状态下的理性人”可能做出伟大的科学发现，但其理性活动不可能自然而然成为社会政治行动的力量。“正常”个体结合为群体后所发生的心理变异，也不一定只有消极意义。历史行动所包含的自觉状态是包括个体和群体的理智、信仰和激情等文化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的一种高度社会整合状态。单个人的自觉如果不能转化为某种“历史集团”（葛兰西语）意义上的普遍自觉，就不可能产生有效历史影响。 A.托克维尔（A. DE Tocqueville）说过；“最能产生奇迹性硕果的，莫过于自由的艺术”。艺术当然是激情的一种自觉表达形态。 《国际歌》所表达的由人类尊严和价值所激发的被压迫群众的精神力量永远震撼人心：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对中文版《国际歌》词的翻译中的问题，有学者已经指出；笔者在这里仍从惯例；衷心希望有更形神兼备的译本问世） 我想起1976年4月初和13年之后同一季节，不时响彻天安门广场的万众高歌的《国际歌》声。 工人们有组织的争取公民权利集群活动中，也常常能够见到类似的“红潮涌”的激情场面。“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甚至成为大幅标语出现在这种场合。 在以上情境中高唱《国际歌》的人们，尽管其文化背景、意识形态选择和政治倾向并不完全相同，但无疑都在这首歌中找到了某种共同的情感寄托和当代“被压迫者”的自我身份认同。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最近一些年当局组织的集会上，常常由领导人带头合唱的“革命歌曲” 中似乎从来没有《国际歌》；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且唱得最投入的还是“领导”自己。所谓“言志”“咏情”，无非说是没有他们就没有“新中国”而已！其中所包含的感情寄托和身份认同，也是一目了然的。 （三） 以市场化“发展”“硬道理”为依据，不受制约地把持政治或行政权力的权势者轻而易举地不断把权威性资源占有的不平等，转化为市场配置性资源（主要是物质财富和社会服务）占有的不平等；几十年国家和社会积累的公共财产通过非法的和非民主的方式大规模转化为极少数权势者的私有财产；社会排斥、歧视和社会压迫机制正在事实上阶级化和制度化。社会地位的代际转换或传承决定着大多数青年的终身命运。一些城市贫民的生存状况日趋严峻（详见附录）。 在当代中国大陆的条件下，除了少数高级科技或管理人才外，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一体化必然联系着的简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之间激烈竞争和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使一般劳动者的基本社会地位和生存保障必然大大恶化。他们只能更“卑贱”、更为老的和新的“高贵者”的绝对权力所任意驱使。有的“高贵者”竟然又在轻蔑地谈论“两条腿的狗难找，两条腿的人哪里没有”！ 对国营企业下岗工人的处境人们谈论不少（但仍然缺乏系统描述和分析），但传媒对中外私有企业中的工人，尤其是其中的“民工”的处境很少客观公正的报道和评论。实际上，后者的今天，也就是不少国企职工及其后代的明天。地方当局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唯恐此类话语得罪有关资方，竭力予以扼杀和压制；而最高层对公共话语严厉管制（以不受任何制约的行政权力直接控制公共话语）的决策90年代以来一以贯之，使“民工”群体的悲惨处境的整体状况鲜为人知。 湖南青年学者张英红发表在《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４期上的论文《论“打工仔”基本权利的保护》比较系统地描述和分析了“被社会普遍忽视……常常遭遇原始资本主义时期那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数以千万计的”“广大‘打工仔’的权利屡屡受到严重侵害，有的已经到了怵目惊心的地步”。 文章归纳的“常见的表现形式”有大量雇佣童工、强迫超时劳动、恶劣的工作环境、限制人身自由、随意毒打惩罚和性剥削等六个方面，无一没有大量事实依据，只不过所举实例系报刊零星披露，无论从量还是质的一面看，仅仅是偶尔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罢了。 发人深思的是在我们这个号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各方面当权的大多数精英对“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血腥剥削的种种非人道现象已经在神州大地上不同程度地死灰复燃”的“怵目惊心的罪恶现象”的反应状态：“我们的各级党政领导对此麻木不仁，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此熟视无睹，我们的所谓专家学者对这些置若罔闻”。 只不过作者所指出的“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中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在思想认识上普遍存在一个最为严重的误区”，即“基于‘打工仔’不属于工人阶级这样的错误认识，整个社会就自然而然地对其深受的压迫和剥削，不是熟视无睹，就是束手无策。由此延伸出一系列政策法律的滞后”并非“最重要最关键”罢了。 最简单的驳论莫过于反问一声：属于工人阶级又能怎么样？ 所谓“存在决定意识”。我的“社会存在”的客观地位和状态，不断催促和鞭策我运用自己的思考寻求对这些社会现象的合理“解释”，寻求可能激发全世界被压迫者联合起来的“新国际”精神…… 我仍然认为，十几年前我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提出的“权力的结构及其社会基础从根本上规定着权力的性质”这一命题是真的、对的。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极权性质，只不过是由一种极权形态（“政治挂帅”）变异成了另一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种形态的主要社会基础，也都是把持总体性权力（管理国家权力）的特权利益集团（中共内部有各种人，不能把中共说成是这样的集团），尽管其意识形态选择有所不同。 对绝大多数（尤其是处在权力金字塔底层的）社会成员来说，极权关系具有绝对性（物质和身体、精神和思想文化等“全方位”）压迫的性质。不改革这种权力关系，社会权威性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关系就不会变化，市场资源配置关系就难免总是具有超经济强制（直接凭借行政权力或暴力支配）的某种掠夺性质。权贵集团按照自己的标准对被压迫阶层少数精英的“行政吸纳”或“市场吸纳”，并不能改变整体社会权力关系的压迫性质。 只不过市场经济使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撕去了“革命同志”“革命分工”之类的政治装饰，成为赤裸裸的“数目字”计算关系（即货币关系）。这样，极权关系原有的压迫性质必然表现得更为直接和尖锐。我这里用了“数目字”的说法，也从侧面表达了对目前在大陆影响颇大的海外历史学家黄仁宇强调现代化即国家的和社会的“数目字管理”的“大历史”观的某种保留。 于是，社会总体的经济增长反而造成了大多数人、尤其是底层社会日益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和“绝对剥夺”感。政治经济等极权力量控制的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也永远不可能带来社会的“共同富裕”（80年代的增长分享与当时一波又一波的争取政治自由的总体性社会抗议浪潮对极权倾向抑制的某种客观联系一目了然：当时，对“动乱”的恐惧迫使权贵对社会自发的平等自由要求不断做出让步，也使其中的一些开明者认真对待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极权体制下，物质财富的分配只不过是总体性权力资本控制下的社会权威性资源占有和分配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四） 文化意义上学习和模仿都带有主体反思、选择、重塑的社会能动性。主体的利益需要和价值偏好往往决定了其选择倾向。而主体的利益需要和价值偏好与其所处的基本社会地位显然密切相关。 政治自由主义的前提在于，从公民个体角度进行利益评价，并据此通过对话民主取得对社会关系基础和政治活动规则的广泛共识。然而，评价和共识都与主体所处的特定的社会条件相联系，作为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自由，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具体权利内涵的历史范畴。只有拥有相应的资源和能力，比如拥有某些知识、某些社会关系或组织资源、某种经济独立能力，自由才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愿望。 对于资本主义关系中的被压迫者而言，争取自由首先意味着争取社会平等。其中，又首先意味着在社会的公共空间里平等地发出表达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诉求的声音。如果民主对话被压制，那么社会地位强势集团的利益需要和价值偏好将形成文化霸权左右社会的文化选择。所谓“发展”“硬道理”对公共话语权的某种垄断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被迫沉默的大多数在政治上的失语（没有自己或自己的代表的声音）就不可避免。 比如对广大的社会底层来说，看电视几乎成了他们唯一能够消费得起的公共文化娱乐活动，不少人通过看电视剧消磨业余时间。但那些电视剧所体现的利益和价值，几乎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情境毫不相关；对他们的自发的政治意识来说，有些甚至是对立的、麻痹或压制性的。但对电视演什么，他们几乎毫无影响；久而久之，他们的头脑只能成为别人的利益和价值灌输、影响的文化容器。 语言本身就具有权力的属性。文字的出现，尤其扩大了与权威性资源相关的权力的支配作用（比如掌握了意识形态阐释权力的领袖以对某些经典著作的选择性诠释作为权力斗争工具）。 人民在政治体制中是否真正拥有权力，也取决于他们是否拥有表达自己的价值和利益要求的社会政治语言。而这种语言只有通过人民自己主导的社会运动才可能形成并传播，并通过政治或法律操作，成为权威性资源之一的象征符号，被结构化为社会抽象系统的一部分。 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历程就是如此。长期受歧视和排斥的黑人群体，在宪政法治的框架下，出版报纸，组织社团，开展公民抵抗运动，使自己的利益和价值需求表达为公共话语，终于使种族平等成了全社会主流价值的一部分，成为“政治正确”的公共精神、国家理性及其道德和法律规范的一部分。 而极权体制下社会民主运动，客观上必然首先具有争取政治自由宪法权利的性质。尽管目前大陆的民间运动，大多还是用传统的“马列毛”政治话语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诉求，但其许多实际内容都是与同样打着“马列毛”旗号的“发展”话语体系相冲突的，而且蕴含着意识形态创新和新的政治语言形成的潜结构要素。民间运动本身就具有自由社会秩序自发生长的政治文明意义上的建构价值。“街头政治”、“圆桌政治”和政党政治之类的现代政治文明规范形态，正在从自发运动中生长出来，逐渐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形式。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前提往往是下层不愿照旧被统治。 研究农村政治的青年学者于建嵘依据大量实证资料做出的分析令人信服： "农民有组织抗争是以具有一定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领导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非正式社会动员和信息交流网络，以中央或上级政策为依据，以县乡两级政府制定的土政策为抗争对象、以直接动员农民抵制为手段、以宣示和确立农民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为目标的一种政治性抗争。" 农民的政治抗争力量已经具备了自发的组织性特征。 "农民有组织的抗争作为转型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表明了目前我国农村政治体制已面临着相当严重的治理性危机，它不仅直接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甚至决定了国家是否可以顺利地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县乡政府对农民有组织抗争的暴力镇压，导致干群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黑恶势力借机侵入，农村基层政权出现了功能性退化。" "农民减负反贪的抗争目标长久不能实现，导致社会不满情绪进一步扩散，减负上访代表的政治诉求也逐渐升级，抗争的目标从具体权益向抽象权利方向发展，且已经出现了激进的政治主张。" "农民自发组织缺乏明确的纪律，难以有效控制其成员的行为，更难控制非成员的行动，所以这些组织很难有效控制它们发动的农民集体抗议活动，恶性事件可能因此爆发；农民自发组织也有向社会秘密组织方向发展的危险。" 现代社会中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利益和价值冲突不可避免。如果社会政治制度不能为平衡、化解和消除这种冲突提供合法的渠道和空间，那么体制外或反体制的社会运动就不可避免。"农民有组织抗争可以成为农村政治改革的重要契机。因势利导，引进新制度，有效而积极地容纳农民有组织的政治参与，建立有序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开辟依法成立的农民组织与地方政府平等协商对话的制度渠道，健全现行的人民民主监督制度，提高农村基层民主的层次，是现实可行的选择，也是刻不容缓的急务。"（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省H县调查》） 可见，仅仅有某种意义上体现普泛自由民主价值的法律和宪政形式是不够的。“普泛”如果想不成为“空泛”，那就要通过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力量的互动和均衡组合赋予这种普遍形式以实际的权力内容。而且这种内容往往是由实际的社会运动首先创造出来，然后才进入社会抽象系统，转化为某种法律或政治的规范形式。 （五） 政治文化演变当然离不开与世界“大气候”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的结构性条件。 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压迫和排斥机制更加具有两极化倾向。比如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社会中发展水平最高的一部分将会“与国际接轨”，与国际市场的产业结构相适应的企业和个人将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国内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的薪金水平向国际市场的标准靠拢，使这部分人的收入将会较快增长。而其它“接不上去”的部分难免被“发展”的主流所抛弃。从长远看，国际比较价格意义上的粮价还会下降（如果不采取其它补偿措施的话），普通日用品的生产和消费、普通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还会加剧，失业会增加，经济生活的大部分会更加不景气……等等。显然，与“接不上去”的部分相联系的人，恰恰占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 像中国这类现代化后进国家中掌控文化选择权力的权贵势力，对世界资本主义传统的选择性学习，难免局限在他们的利益需要和价值偏好范围里。他们更倾向于学习和模仿现实的资本主义权力关系中垄断、极权和压迫方面，而拒绝其自由民主方面（宪政法治、自由社会、福利国家、多元文化等）。 而且，深受国家社会主义极权压迫之苦的人们，难免仅仅注意到国家社会主义与现实资本主义相区别的一面、甚至把这种差异绝对化；实际上，从价值趋向和文化特征看，两者的共同之处还是很明显的。 在当代，文化意义上资本主义的极权倾向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有了新的加强和发展。资本主义价值不仅表现为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而且无所不在地渗透到了个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意味着最终把人变成由市场和权力的强势集团（比如具有话语霸权性质的所谓“强势传媒”）支配的文化玩偶（而全面发展的个人必然也是文化自主选择和创造的主体；通俗地说，也就是通过不断的生命反思，自主地选择自己的“活法”的自由人）。 因此，发展中国家被压迫阶层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客观上必然具有世界性和国际性的某种政治文化创新（比如跨国公民联合）的意义。发达国家中的文化“奴隶”们精神上的“饥寒交迫”状况，仍然是他们“起来”从事“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客观驱动力之一。人类的文化心理总有可能相通的基本结构和层面。人的尊严和价值意义上的国际融汇或联合，仍然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推动力量之一。 不久前欧洲和亚洲的社会论坛的大规模国际性集会，近年来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国际民主运动以及绿色和平主义、女性主义等跨国社会运动就具有超越主权国家历史局限的政治文化创新的世界历史意义。 显然，发展中国家的权贵资本主义对世界资本主义传统中极权倾向方面的选择性学习，也不会有什么不可逾越的文化障碍。劳动无国界，资本也无国界。被资本化的权贵人物（这里讲的是人格资本化的“成功人士”，不是所有资本家及其政治代表；他们之中并非不可能产生最近上演的电视剧《风声鹤唳》主人翁那样的爱国士绅人物，）不可能成为真诚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一般来说，他们对货币价值的崇拜必然压倒其对文化的民族属性的依恋。他们的种种“爱国秀”更多只是权力策略而已。 显然，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作为民族国家主权的把持者，对他们所占有的资本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无疑更有利。政治垄断无疑会有利于经济上“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些凭借权力寻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权力资本家（腐败官员），其无限贪欲和不择手段聚敛财富的速度和规模（比如以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身份进行半明半暗的盗窃和明目张胆的抢劫），令《资本论》对“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来到世间”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相形见绌。 “祖国”在权力资本家心目中，无非也是“致富”工具之一。他们因为爱权爱财才“爱国”——爱可以保护和扩展他们的特权和财富聚敛的极权专制国家。这些人的政治道德的伪善一望即知：他们意在卖国和窃国，指望他们复兴文明或“保卫祖国”无疑缘木求鱼、与虎谋皮。经过几十年道德相对主义或道德文化虚无主义的极权专制超级历史酱缸的腌制的“特殊材料制成的”“成功者”，其政治厚黑程度往往令局外人（其它文化背景下生长起来的人）难以置信和想象。 吴祖光先生生前愤然作色痛斥“他们就是无耻”，表现了一位独立特行的正直文化人的道义敏感和文化自觉，令人肃然起敬。 文化归属根植于人性自然结构的社会化过程中。语言等象征性符号体系的演变是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的结果。而且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人类生存方式的选择性进化。人类文明的发展不可能意味着遏制和窒息多元文化生命的生长。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之下，每一种文化传统都面临着与其它文化的新的互动、新的相互浸润和相互选择（当然也包括相互冲突）。非暴力的文化融合和文化分化倾向都可能具有建设性意义。强制同化或民族文化原教旨主义意义上的强制分化都对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构成政治经济压迫和文化心理压抑。而奴役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不可能是自由民族。“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处模式为文明进步所必须。这也是各种文明的“新国际”面临的时代课题之一。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中国大陆最近20多年发生的变化的确“史无前例”。问题在于这一系列相对迅速的“跃迁”可能为整体社会历史性转型造成什么样的、决定社会价值体系及其相应的各个层次实现结构、机制的文化变革的“契机”（“关键性的临界点”或关键性的制度变革）；权贵资本主义加国家社会主义导向的政治经济变迁，是否会被“锁定”，使中国社会走向另一种现代极权主义的轨道（如拉美）？ 历史总是通过一系列不确定性的确定过程开辟自己的演变方向和轨迹的。目前的中国尚在关键选择阶段。 （六） 权贵资本主义在疯狂攫取社会财富的过程中，也丧失了许多权威性资源，比如其道义影响、社会文化声望甚至象征性符号系统（如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等等。 权力腐败运作产生的“中心效应”极大地腐蚀了社会的各个层面。但这些也不可能不激发和制造出它们的历史对立面。 中国古典传统文化，毕竟是一种有极其强烈道义感的“崇道重义”的伦理文化（如今遍及海内外民间的关公崇拜就是明显的一例），它的潜在的影响不可能消失。 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毕竟是以社会公正和社会团结为核心价值的世界性的历史能动力量。这个传统造成的社会集体记忆和想象不可能消失。 “往事并不如烟”！ 中国传统伦理价值和社会主义价值的双重背叛者如不改弦易辙，就难以获得这方面的学统或道统意义上的合法性，难以改变他们的“僭主”、“叛徒”、“投机政客”和“不肖之徒”等反面形象。 在这些年此伏彼起的社会反抗潮流中，政治自由、社会民主和社会公正（也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客观上都是其价值追求的核心部分。 我想起有人写于十五年前的一首诗（作者署名“方舟”，作于北京大学）中的一些句子： 　　　　　　　　　　　　　　　　　 人民，人民 我们不是龙的传人 我们是草 生衍在古老贫瘠的土地上 我们穷的是金钱与高位 不是勇气与智慧 面对不见黎明的长夜 我们把生命之火奉献 让这冰封的大地溶化 让春天不只是童话 让孩子们 生下就平等 不带有贫困的胎记 让人权尊严的雨露 滋润你也滋润我 让皇帝们从你们脖子上 走下，走入泥土 让你们从泥土上站起…… 多好的诗！ 与特权共生的无所不在的文化压抑与社会排斥和歧视，使极权社会的无权者们无处不感受到人的尊严被亵渎、被蔑视的屈辱和痛苦；来自社会下层的知识青年对此感受尤为深刻和痛切。 一位署名“唐山”的、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参加者与见证人” 的当年的北大学生回忆说： 笔者出身大都市的礼教之家，所知所识之同乡同类上千，而我们大都成了地地道道的革命的“纯”理论家，善于保护自己，特能纵观全局，消息很灵通，爱打落水狗。真卷入革命大潮的仅一两人而已。那时有几位出国有望的，……借革命之东风很快拿到“签证”，可谓是“先修身齐家而后救国”的典范…… ……一步一步地走下来的，都是一些家里没有文化毫无门路的来自农村的同学们。许多人那时其实对政府的期望很深很大，道理其实很简单：他们家庭受的苦最多，所以他们也最明白他们个人的一切希望都在这个国家身上。……在北大的范围里，一开始就是一场“农民”的运动。 浏览一下近年“燕园评论”网上讨论“三农”等社会问题的文论后面参与讨论的学友的自发言论，就不难认同上述陈述的真实性。 在历史地形成的现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自由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文化价值，必然包含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平等要求，必然要体现他们做人的起码尊严。农民在社会权力网络中处在被排斥的最边缘、最底层的地位，他们的自由首先意味着拥有平等的社会权利和公民权利。如果中国仅仅是“上等人”特权的天下，那么普通老百姓凭什么非得“爱”这样的“国”？ 另一方面，正如上面的回忆所体现的，除了在这片世代劳作和栖息的土地上生生死死、别无其它门路的底层民众，才对国家“期望很深很大”，“他们也最明白他们个人的一切希望都在这个国家身上”。“民主”和“爱国”是他们命运所系，国家的主体是他们、而不是那些以种种“歪理斜说”为“虎皮”残暴地镇压他们自由平等诉求的特权集团！ 当然，极权文化对民众的愚弄和奴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也不可忽视。 农民政治上被隔绝、被分化和排斥的社会边缘地位及其教育和文化普遍落后的社会背景，使其中的某些阶层（如所谓乡村权势阶层和流氓无产者）很容易为极权力量所利用，甚至成为极权政治社会基础的一部分（如黑社会）。中外历史上，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民粹主义的人民崇拜的实质仍然是精英崇拜，只不过崇拜的是被他们独特定义的民众罢了。民众的社会行动并非不可分析，其不同部分的文化心理中所蕴含的相互冲突的政治倾向，究竟哪一种构成现实政治的有效互动力量及其原因，只有通过对特定社会行动所包含的主客体互动的具体情况的现场分析，才可能比较准确地有所了解和把握。 不过，总的说来，把人民当成只要获得些许施舍就会感恩不已的乞丐和奴仆，是统治者自己的“主奴”心态的文化心理投射（他们的权力总是靠某种人身依附体系获得和维持的）。 自由的人民需要一种肯定他们作为人类一员与生俱来就有的尊严和地位的权利文化和制度意义上的根本保障。 他们对极权力量的反抗就是对任何形式的压迫“说不”！ 全球化文明是有待培育和塑造的新的历史生命。作为一个潜在多向度动态的自组织复杂性生成系统，其自生性逻辑就决定了它的未来的不确定性，存在着各种演变可能。 基于把文化混同于自然的狭义进化论思维模式对人类前途的廉价乐观，潜伏着极大的危险。 读过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欧洲》一书的人，对欧洲思想文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酝酿阶段的自我麻醉和盲目乐观印象极为深刻。 那正是狭义进化论思潮泛化的年代。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席卷神州士林，征服了多少苦苦寻觅这个古老民族再生之道的饥渴的灵魂？人类社会似乎只要沿着自由资本主义的既定轨道“进化”下去，前途就必然一片光明！ 而大战出乎意料的突然爆发和不可遏制的、出了那个“小瓶子”就几何极扩张的恶魔般的破坏力量，几乎毁掉了既成文明的全部基础之后才勉强被暂时制服。 现在资本主义文明面对恐怖主义全球化超限战争的历史性挑战的进退失据、束手无策、焦头烂额的文明冲突困境的含义，还不是对认为苏东巨变意味着自由主义凯旋意义上的“历史终结”乐观论者的当头棒喝？ 企图通过战争摆脱这种困境难道不正意味着强势文明一方遭受的重大文化挫折导致的无奈和绝望吗？ 而战争是会加深还是遏制人类文明新的危机，难道不是相当不确定的未知数吗？ 文明的发展需要自我批判和内部的建设性冲突形成的生命成长张力。 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者的有组织的非暴力反抗的文化建设性意义显而易见。 如果没有绵延多年、波澜壮阔的工人阶级主导的宪章运动，英国现代宪政法治文明的进化难道可以想象吗？ 面对假经济全球化声势汹涌而来的新的现代极权主义的反文明逆流，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者应当用尊严的、负责的争取自由的社会行动大声告诉全世界： 这不是我们的选择！也不应该成为中国和人类历史的选择！我们不仅要对自己，而且要对后代、对和我们一样的被压迫者的命运负责； “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2003月8月18日 ——9月8 日初稿于北京 2004年5月2日，星期日，9时4分修订节录完毕